這部電影徹底是滿足觀眾的兩個願望，既可以看到Sergi Lopez又可以看到Oliver Gourmet的，一個風流不羈的男人，一個是悶騷沈穩，但在這電影卻一反他們的固有形象，整一副選角對調般。Sergi是冷靜而細膩，Oliver則浮躁且暴力。讓觀眾顛覆了對兩人過往印象。
電影故事開始於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因為得知父親在山裡意外身亡，於是兩人相約前往尋找父親的遺體。但一路逆流而上，攀山涉水，讓這兩個中年男人受盡苦頭，終於是在一陌生男人的領路下來到山裡的一教堂，在別人的話語裡知道兄弟二人所不曾知道的父親。想想，這戲裡戲外也都是“顛覆固有印象”的話題。
要說電影的主題，觀眾又怎麼會在乎呢！觀眾只要能夠看到兩個喜歡的男演員通常就已經花痴迷醉了，更別說裡面兩人在峽谷河流上行船時各種赤身化險的情節了，看著都喜樂。雖然要想這兩直男再共演同性情人實在癡心妄想，而且也能夠想像成品所可能的糟心，所以能夠合演一對兄弟也是很美好的事情了。
三個Cissie，三個淹死自己丈夫的女人，一因為不忠，二因為不性交，三因為不會游泳，最後還意外將得知一切的小鎮法醫也淹死了。整個電影故事當然是敘說著男性的各種不堪而反襯女性的剛毅，但這個故事是由Peter Greenway來講述則自有其他不同的樂趣了。
關於映像
還是很喜歡Peter那畫家般對於畫面構圖的精緻，並非只是顏色的豐富而言，更是對於構圖及色調的使用，尤其是開場時候在後屋的場景，布匹的錯落、蘋果的一地。昆蟲的亂爬，一個空鏡中所呈現的畫面猶如油畫般，濃重的色彩精緻的構圖。而其所鍾情的平面處理而不著考究景深調度的手法，自是將每一幀的畫面都如油畫般的觀感了，那種強迫症般的鏡頭主體居中，甚是讓觀眾痴迷。
關於數字
或如導演所表述，在場景中一次出現的數字，雖是命題般出現，但其實也是有著神秘主義般的意義。但要是從開場時候，跳繩女孩被問到為什麼數星星數到一百就停止了，的一段來連起“數字”的思考，就會覺得這神秘主義是有著一種命裡注定的想法。而女孩說道，“其實之後數到的一百都不過是一樣的而已。”這句對白猶如是對三個女人的命運的預示。
關於鋪墊
第一個Cissie丈夫葬禮時，角色們圍著一圈所玩的遊戲，三個Cissie在遊戲勝利到最後，而三個男人和一個男孩最後都臥倒在白床單，就已預示著之後的結局。同時也是對最後，法醫和三個Cissie最後在船上所反复說的，“無論如何，我們最後都是輸的。”而其實，輸的就不過是法醫而已，知道所有秘密的他隨著小船而下沉，連同三個Cissie的秘密。
關於法醫
其實觀眾個人情緒而言，當然是不希望法醫的結局是如此的，但那是注定的。他代表著男性的貪婪與狡猾，他一邊幫助著三個Cissie而自己也一邊心懷鬼胎的，尤其是在與第三個Cissie在野外企圖強姦的時候，更是將一直以來的友好褪下顯露出猙獰的一面。
一個一直在路上的女人，一個獨守空房的男人。兩人相遇，彼此有著高牆，不想對方進入，但又對對方有著好奇。當彼此的圍牆保護都卸下時，突然而至的變化讓人畏懼，長期的壓抑憂慮讓人惶恐。
性是那麼容易滿足，但愛是那麼難以尋覓。當似乎看到，卻畏懼停滯，彼此都有著過去的故事。他為何一個人，她為何一個人；他為何獨自在海岸小屋，她為何一直在路上來到這小屋。相遇，一時慰藉。
男人走了，女人繼續她的路。
全片瀰漫淡淡的憂傷，濃重的霧氣瀰漫畫面之上，疏離冰冷的人物關係使觀眾憋悶，愛爾蘭山間的景緻是優美怡人，海岸是陰霾暗沉。結尾，女人抱著男人，當中蘊含多少混雜的情緒，失落，傷心，不捨，放棄，無奈。
其實，這是女導演的一次心靈出軌，嘗試自己一個人的路，嘗試離開男人，擺脫男人。
孤獨，是否只有用另一具孤獨的身軀才能撫慰。悲傷，是否只有用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才能掩飾。恕觀者庸俗，實在無法迴避情慾裸露在電影中的位置。
看罷才曉得這是Peter Greenaway的作品，超現實、舞台性的場景調度與燈光運用，幾乎完全的平面化鏡頭，極力在製造一種繪畫的二維平面感，以使影片始終像在一幅畫當中進行。其實這也是Peter這拍攝計劃的目的，以舞台化、戲劇化的手法來拍攝這部傳記題材。很多橋段都看到一種似幻如真的錯覺，馬莫名其妙的在室內場景入鏡，帶有輪子可移動的大床，排滿木桶的房間，赤裸肥胖臃腫的倫勃朗……可以看到的是，諸多內容都是如此的帶有荒誕的色彩。
這種荒誕，其實也是在表現當時社會的混亂，人心的虛偽。女人成為隨意交易的貨物，人倫完全罔顧，父親強姦女兒生下殘廢的兒子，未成年少年與女僕私通。所看到的是現實的醜陋，然在當時的繪畫作品中卻多以擺畫來做虛偽修飾太平美好。當倫勃朗為民兵隊集體畫《夜巡》一出，大眾為之如演員表演般的人物神情動作而膽戰心驚，其是如此帶有敵意與諷刺。
依舊延續了Peter Greenaway的人物性格特徵，荒誕虛偽，是時代不曾進步，抑或人心從來罪惡！
李康生飾演的導演到法國羅浮宮拍攝電影，在拍攝過程中他經歷了母親的離世，演員溝通的障礙，現場拍攝意外頻出等狀況。其實李在當中就如蔡明亮作為導演的替身，通過他來表現出一個導演的疲憊交瘁。
蔡明亮的影片從來覺得是雖有劇情然卻乏故事性的，情節更多是為表現導演的電影美學串聯鏡頭而服務。所以依舊有蔡導象徵性的“水”、長鏡頭、寥卻於無的對白、台灣老歌。影片也再次集合了蔡明亮的御用演員，李康生、陸奕靜、楊貴媚、陳湘淇、Norman Bin Atun。同時也以為是對François Truffaut的一次致敬，請來了Jean-Pierre Léaud、Jeanne Moreau等曾經參演過《四百擊》的演員參與。在女製片人跟隨導演回台灣祭奠母親的時候，她找到了一本畫集，是《四百擊》的分鏡相冊，當中Jean-Pierre Léaud的青澀圓臉與如今蒼老、昏昏欲睡的失魂形成強烈的對比反差。
夢境與現實的交匯，拍攝過程讓這界限模糊。拍攝的《莎樂美》結局，成了演員內心壓抑的發洩，導演躺睡在浴缸裡被塑料布包着只露出頭，演員往其倒上鮮紅的番茄醬，沒有伴奏的七紗舞後，演員抱著導演的頭，既是現實電影的劇情，也是演員內心的夢境。
結尾，一個全景鏡頭，一個圓形的大水池，李康生與蔡明亮在鏡頭左邊，他們看到在鏡頭右邊走失了的麋鹿……
作為色情事業發達的荷蘭國家中心——阿姆斯特丹，有着歐洲國家的同樣煩惱——新移民。電影在有限的時間（五天），有限的人物，在有限的場景地點（阿姆斯特丹）碰撞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因為整個故事所發生的條件都是有局限的，以至於其中的矛盾衝突尤顯戲劇化，形成一網狀化糾纏的衝突……
Khaled是個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在阿姆斯特丹做著偷搶矇騙的壞事，一直被警察通緝。Roos是Khaled的女友。她有兩個兄弟Sjaak & Johnny，和Khaled一起做着偷車的勾當，計劃着撇下Khaled直接跟黑車販交易。Roos認識了一個從美國來的有錢人John，他和妻子正在為名存實亡的婚姻做最後的補救。Khaled的弟弟從摩洛哥來到阿姆斯特丹尋找哥哥，家鄉的父親因為患癌症已經奄奄一息，只希望臨死前見兒子最後一面。家人都不知道，Khaled在阿姆斯特丹寄回去的錢都是靠偷搶矇騙得來的。不久前他才從John的妻子手裡搶去一台攝錄機，然造物弄人的是，不久後他的戀人就被John“偷去”。
Khaled有一對在冷戰中的同性戀朋友Philip & George，他倆住在房車裡。最近他們來了個鄰居，一家從德國來的工人家庭，但丈夫是個脾氣暴躁的傢伙，動不動就亂打亂吵。Johnny在酒吧里為了一只手錶而殺了人，以為被Khaled舉報而被警察追捕，且他倆跟黑車販的生意也做不成，以為一切都是因為Khaled在從中作梗。氣憤地要給Khaled一頓教訓。
已經深深愛上John的Roos跟Khaled說分手，但John卻沒有赴倆人的約會。失戀的Khaled認識了德國女兒Hannah，她跟父親的關係鬧得很不愉快。Sjaak & Johnny將兩人抓進德國人的房車裡，慌亂的把車偷偷開走。影片的衝突由此爆發。看到Roos留言的John匆匆跑去尋找愛人，過馬路時，卻不幸地被慌亂中的Sjaak撞倒。Khaled在車禍中逃了出來，只留下給剛認識的戀人一串項鍊，這是他準備向Roos求婚用的。
這一次車禍，將十三個人的命運都徹底的摧毀顛覆。Roos以為John的寡情而重新考慮嫁給Khaled，Johnny在車禍中重傷，Sjaak也在不久後被警察抓捕，John在車禍中重傷癱瘓在床，妻子看到Roos的留言後強裝鎮靜地繼續糾纏丈夫，德國人的一家因為被偷的房車和大難不死的女兒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家庭關係，或是得到修補，或是變為更糟糕的情況。Roos回到家，混亂不堪，告訴母親想要嫁給Khaled，母親失望憤怒地怒罵Roos：“你應該嫁給年輕有為的本地人（大意）。”
結尾的對比蒙太奇是相當具寓意的手法。在阿姆斯特丹的Philip & George赤身裸體地坐著、躺著在睡房兩旁，回憶起Khaled；在摩洛哥，親人們對Khaled的父親進行擦拭包裹，準備入葬的儀式。一脫一穿，有所對比暗喻，對Khaled作為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一次側面反思，對兩種生活的回望。
Ivo van Hove作為一舞台劇導演，在影片的手法運用上有所延續了舞台劇的特點：有限的場景與演員。但同時又保持有電影的特點，蒙太奇的使用，插曲的配合，強勁節拍的Big-Beat渲染阿姆斯特丹浮躁混亂的城市氛圍，以舒緩的Indie烘托一早上輕鬆的內心狀況。頗喜歡影片先揚後抑的開場，將觀者的好奇心牽引住而往回追溯之前所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