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真是一個何其富革命意義的數字。49年，曾經為西方好奇向往的充滿改革氣息的國家成立；59年，法國一場電影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中；69年，一場連續3天的Woodstock Festival在紐約以北90英里處舉行。此次革命，或者正如年份“69”那般地充滿曖昧的意味，他們反戰，但他們也縱欲，他們宣揚自由，但他們也沉溺毒品藥物。
作為一名“知道分子”，依舊保持知道而不明所以然的態度。知道嬉皮乃一幫長發披肩，骯臟邋遢如乞丐般的游人，他們或是詩人，或是畫家，或是政治分子，他們不受拘束。僅此。
很多事情原來也不外是態度，嬉皮亦如是。在乎的不過是選擇，你可以選擇枯燥的白領生活，當然也可以選擇被外人看作潦倒的嬉皮生活。一切也不過是圖一個相對的自由，物質消費的自由，精神領悟的自由，自我控制的自由。其實嬉皮并不應該有任何的標簽象征，那就有違嬉皮的精神，不一定長發披肩，不一定扎染，不一定毒癮，不一定搖滾，不一定……
Woodstock Festival的40周年，似乎很多事情都在為之慶祝，李安為之貢獻了一部《制造伍德斯托克》，陶喆的新專輯也取名之《69樂章》。或是巧合，或是有意之舉，但這都證明當年的音樂會影響之深遠。
頗為喜歡其中一個受訪者Rainbow，摘抄其中一段：
“對我來說，寫作、繪畫和音樂已成為了生活中的必須，幾乎是一種類似治療的形式。當我感到痛苦而無處發泄的時候，我可以開始寫作，比如寫一個故事，開始寫的時候，把所有的問題、把那些無序的困惑都寫進故事，當完成的時候，我會發現，一切問題已經迎刃而解，這確實非常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