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小名立通，字茂楚，號楚生。1906年1月12日（陰曆乙巳年十二月十八日）生於上海菜市街吉祥里。祖籍廣東省潮陽縣神仙里新鄉（今潮陽區銅孟鎮集星村）。
中國電影經歷過起步時的影戲時期、神鬼時期、“現實主義時期”、抗戰時期、國民黨控制時期、新中國繁榮時期、“文化大革命”毀滅時期，蔡楚生見證着中國電影的興衰變遷，其所拍攝的電影亦與之共歷。《南國之春》，《漁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東流》，《南海風雲》……中國電影的每個發展時期都有蔡楚生所拍攝的經典，足可見其在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這個國度，文藝大師的遭遇是多麼的諷刺。他們的成就無不對中國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無不曾經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鼓舞，無不為其歌功頌德，然他們的結局卻都諷刺的以悲劇告終，被自己所熱愛的人民批鬥迫害。
“東風勁，莫蹉跎，六十應如十六過。新生盛力猛於虎，誓效共工戰群魔。”
——《小白樓之歌》蔡楚生賦詩於1966年1月12日
作此詩時，蔡楚生絕不可能料到之後他將迎來的是一場漫長的迫害……
“上午去上班，勞動，放映室中寫了‘鬥爭裴多菲俱樂部主席蔡楚生大會’，我覺得我是有錯誤，但絕對不是三反分子，因此心裡很坦然，一點也不緊張，我相信黨最後會弄清我的問題的。……鬥爭大會原定八時半開，後又延至九時半。放映室中坐滿了內外的人，我入場時會場高叫‘打倒……’不已，但不知怎了，我心裡卻從來沒有這麼平靜，我覺得雖然我有錯誤，犯過罪（為西行己四次向黨主動揭發），但我始終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有錯誤就改，沒什麼可怕的。”
——1967年5月17日蔡楚生日記記敘
“九時半，由‘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紅色造反者電影野戰兵團’在放映室召開對我（現在是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鬥爭大會。……鬥的問題是三十年代影片、出國問題、什麼我圍攻（？）魯迅先生問題等。我被一個‘工人’猛擊一拳，又被壓下地……不知他們對黨的指示‘不要武鬥’怎麼看法的？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至十一時三十五分結束。”
——1967年5月26日蔡楚生日記記敘
他並沒有如老舍般以浪漫主義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以昭清白心志與對黨的一片忠情，卻因為摯愛的妻子遭到監禁而憂心成疾，終與妻子陰陽相隔。
相當反感此類由地方政府出版社製作的名人傳記，其中文字強烈地帶著政治色彩，對電影作品的分析以及導演生平經歷記敘都帶着自以為的導演對“舊時代”批判的見解，欠缺所應有的客觀性。